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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剑钊:公益的目的_公益

 

汪剑钊,1963年生于浙江。除了诗歌写作,汪剑钊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对大量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翻译中,翻译有《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》《普希金抒情诗选》《王尔德诗选》等作品。在其创作中,俄罗斯现当代诗歌的影响痕迹明显。 诗人沈健曾评价汪剑钊的诗 其语词之粗砺,节奏之沉郁,象征之丰蕴,有如莫斯科地铁老式蒸气机车 以思想承担见长,精神传达为主,信念抒情优先 始终以一种忧患气场撞击人心 。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既是诗人又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,据你观察,俄罗斯诗歌和国内诗歌,在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上,有哪些差异?从历史、文化、社会等因素来看,你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? 汪剑钊: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相邻的大国。这两个国家的诗人都对现实有关注,但他们关注的角度不太相同。例如针对某些社会重大事件或现象,中国诗人通常会作出快速反应,一大波新闻式的作品立马诞生,特殊情况下,还会出现 全民皆诗 的热闹场景,但时过境迁,最终留下的大多只是指责和赞美的字迹,真正的诗或者说诗性被有意无意地挤了出去。俄罗斯诗人一度也有接受 社会订货 的倡议,并且也有创作颂歌体的先例,但就总体而言,他们写作的个人化倾向还是比较浓,在透过现象看本质方面还是显得更高一筹。之所以会这样,肯定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有关,特别是宗教信仰。比较而言,实用主义原则在中国更盛行一些,因之就会出现一些随波逐流的现象,甚至也有人会为了现实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原则、操守,甚至底线。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则更具批判精神,这可能跟他们深受西方传统的 原罪 意识有关,因此,在写作中的形而上意味也更浓一些。对末日审判的信奉,让俄罗斯人在现世的言行有一定的敬畏之心。大多数中国人是 唯物 的,只相信今日的富贵与贫穷,以至于在对现实的关怀中也表现出了某种投机性。需要指出的是,这种投机性肯定是反诗的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有人评价,因为受俄罗斯诗歌的影响,你的诗歌 始终以一种忧患气场撞击人心 ,你认同这种评价吗?哪些内容更容易唤起你的 忧患 ,人生、情感、社会?俄罗斯诗歌是如何影响你的诗歌风格,以及人格理想的? 汪剑钊:我大学本科学的是俄语,做过一些俄罗斯诗歌的翻译工作。所以,评论者在阅读我的诗歌时很容易就联想到了这一点。需要说明的是,俄罗斯诗歌影响我的,更多在精神层面,它的那种气韵、格局是我所向往的。一般来说,俄罗斯在修辞上不如法国诗歌、英美诗歌那么雕琢、精致,有时甚至还留给人一种笨拙的印象。这些特征与俄罗斯诗歌总体上深重的忧患意识有关。这种 忧患 肯定留存到了我的写作中。 哪些内容更易唤起?这个问题以前没有思考过。我觉得,似乎大千世界的一切都会影响到我的写作。老实说,我对所谓的宏大题材或主旋律写作是抱有警惕的。这并不是说它们不重要,恰恰相反,唯其重要,我们更应谨慎对待。我认为,一个好诗人应该 精骛八极,思接千载 ,有博大的胸怀和磅礴的想象力,但同时也应有精细入微的观察力,重视细节的催生力。 我翻译过《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》,它们对我的影响大致可以归纳如下:象征主义教会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,未来主义让我明白 陌生化 在创作中的重要性,阿克梅派则告诉我,在一个混乱、荒诞的世界里,客观和理性才是真正的力量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提到在自己的精神成长史上,存在主义哲学给了你很大影响。为什么存在主义哲学对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?它是如何影响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的? 汪剑钊:我读大学的时候,存在主义哲学正好被大量译介到中国,我几乎囫囵吞枣似的通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各种存在主义的译著,例如《存在与虚无》《存在与时间》《存在的勇气》《生命的悲剧意识》等等。这一理论来得恰到好处,它恰好治愈了我青春期的忧伤和彷徨,让我看到了绝望深处的希望。 人是必死的,生命是有缺陷的,认识到这一点不免令人感到沮丧和恐惧,但是,存在论者告诉我们,唯其如此,生命才是有价值的,它恰好可以唤起我们的能动性,哪怕是如搬动巨石的西西弗斯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过程,我们既要接纳它的美好,也应该拥抱其缺憾。这正如里尔克所说,有何胜利可言,挺住,意味着一切。 或许是因为对存在主义的认可,我后来翻译过俄罗斯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一些著作。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,各类磨难和挫折让我清醒,但我始终怀抱对美与善的向往。在终极意义上,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,但在局部层面,我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如果说,俄罗斯作家的使命感来自宗教感和伦理意识,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来自哪里?公民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中,发生了怎样的变化?有没有想过,公益人的使命感来自哪里? 汪剑钊:这个问题需分两个维度来说。在纵向上,中国知识分子无疑有着对本土传统的继承,儒家文化的济世求仁思想可谓源远流长,贯穿了数千年的文明发展,所谓 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 的理念,但是,这一理念却有一个先天的羁绊,那就是皇天后土的定见,它与 忠孝 观念的结合,加之对道家文化的吸收,最终形成了 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 的一套处世原则,在关键时刻以 清高 的退隐来掩饰自己的懦弱。显然,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传统不止这一个,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,对自由、民主和公民意识等观念有不同程度的认同,由此出现了一批思想的改革者,他们力图融古化欧,为中国谋求一条切实可行的现代化之路。在传统上,中国只有百姓意识,公民意识的萌芽来自古希腊,它将自由、民主和责任联系到了一起。我个人觉得,它在知识分子那里应该没什么变化。如有变化,那就不是知识分子了。呵呵!至于公益人的使命感,我觉得应该是对生命的敬畏和人生而平等的观念。只有本着这一点,人的善念才能落到实处。另外,我觉得,生命无大小之分,否则极有可能出现以正义之名行暴虐之实的恶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俄罗斯广为流传的作品中,很多是文学与现实紧密连接,你有强烈的欲望去关注现实问题吗?对你来说,在创作时,社会问题仍然会激起你的表达欲吗? 汪剑钊:不错,俄罗斯文学贯穿着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,它对底层人的关怀举世瞩目,这与那些作家、诗人本身的敏感有关。现实就在那里,实际是无法回避的,因此,不管我是否有欲望,我都必须去关注。面对社会问题,我肯定会有表达的冲动。但是,我必须强调的是,这种表达必须是诗的,而不是口号式的、堆砌大词的空洞说教。这也就是我平时一再声明的,诗人在承担自己作为公民的使命感时,不能忘记自己的审美使命感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有人认为《可可托海 三号坑》是你对历史下个体命运的关怀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,依然是现在你经常思考的议题吗?这几年,你看到了哪些社会快速发展之下个体面临的困境?有思考过解决这些困境的路径吗? 汪剑钊:这首诗确实包含了你所说的那种 关怀 。它创作于2018年,我参加《西部》杂志社组织的一个采风活动。一路上,诗人和作家们都沉浸在额尔齐斯及其谷地美丽的景色中,到了可可托海,那是一个矿藏资源极其丰富的小镇,有稀有金属 天然陈列馆 之称。据说,在新中国最困难时期,这里开采的很多矿石为偿还外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在地质陈列馆,我们参观了各种宝石晶块,其中有碧玺、海蓝石、芙蓉石、钽铌单晶矿、绿柱石晶等,还看到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额尔齐斯石 。但是,透过这美丽的表象,我想到的是开挖这些宝藏的工人,以及对大自然的破坏。正是那些成天不能站直腰的普通人成了这个国家的脊梁,但他们甚至连姓名都不曾留了下来。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,不是我思考的问题,而是必须面对的现实。马克思说过,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 这就是说,人绝不是孤立的存在,而与世间的他人和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他既是推动社会运转的一分子,又受制于这个社会给出的条件。每个个体都面临着如何处理自己与外部环境的问题,只不过有的人对此有自觉的意识,有的人只是被动在应付而已。说到个体的困境,多半与一部分有自觉意识的人有关。表面看,似乎有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,实际不过是人与时代、人与他人、人与自然之间是否和谐相处的问题。所以,他们更多地期望拥有一个好的社会生态,在社会责任与个人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,妥善地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,在物质积累和精神丰富两个层面上实现双赢的提升。至于解决的路径,这是政治家的主要任务,就我来说,能做的恐怕只有在文字中多多传扬真善美的理念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认为诗歌是否有义务去关注、干预社会?你觉得当代诗人对社会议题的发声足够吗? 汪剑钊:诗歌当然有义务去关注、干预社会,但诗人的 介入 与其他行业的人员不一样,他的 干预 方式更多地诉诸于自己的写作,他的文字能力。当然,在某种特定条件下,他也可以做一名战士。但是,如果他坚持自己的诗人身份,那就必须遵循艺术的规律,将政治诉求和责任以诗的形式予以展现,否则,不如以其他的方式来承担。 在我看来,当代诗人一直在对社会议题发声,有时甚至存在 发声 过于频繁、过于滥俗的问题。如前所述,诗人的干预有他的特殊性,如果一个诗人在发声的时候缺乏文体的自觉,一味使用口号与大词,其结果就可能是既伤害了诗歌,也无益于社会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对于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时候,你如何调节自己去面对? 汪剑钊:这是一个修炼自己的耐心的问题。短期内解决不了,就做长期的打算呗。这就意味着,一个人既不能因受挫就轻易放弃,也不能操之过急,愚蠢地付出 大跃进 似的劳动。换种说法,如果面对一个恶劣的环境,我既不会同流合污,也不会做鸡蛋碰石头的事情,前者让我保持一个人必要的骨头,后者让我留下以后行善的本钱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对于社会问题,诗歌更多是在提出问题,去追问、呐喊,而公益人是在寻找和尝试具体的解决办法,你如何看待两者分别发挥的作用,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? 汪剑钊:这里,实际涉及的社会分工的问题,诗歌在提出问题的时候,就已有了一部分的解决,后续的部分则留给了其他人,自然也包括了你所称的 公益人 ,两者分别发挥作用。你在设问时其实已有说明,他们之间的联系,我想,应该是相互尊重和推进吧。当然,诗人并不是一直在从事诗歌创作,在其他时间,他也可以做一点公益人所做的事情。这可能是最理想的合而为一的状态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曾经将自己的诗歌观阐释为 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,我们则通过诗歌可以看到最美好的人性。 如果用一句话阐释自己的公益观,会是怎样一句话? 汪剑钊:让我想一下。公益的目的就是,让每个人活得像个人样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至少在公益界,主流观点认为政府、商业、公益这三者不可或缺。公益,很多时候代表着整个第三部门,三者需要相互支撑来调节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,但中国第三部门发展显然是严重滞后的。对国内公益现状,你有怎样的观感?你是否也看到一些问题? 汪剑钊:这方面,我不是太了解,可能没什么发言权。权且说一下。首先,恐怕必须明确三方各自的职能和限度,政府在调控和干预上有优势,但也留下阳光照不到的阴影部分,这部分阴影可能是某个建筑所造成的,它本来可以通过商业和公益的灯来照亮,如果不考虑到这一层,以行政手段来拆除,其后果就是,阴影是没了,但建筑也没了。商业肯定以赢利为主,如果你一味要求它慈善,其后续必然难以为继,因此,在执行时必须有双赢的考虑。至于公益,它原本就是良知性的行为,但也必须看到人性的复杂性。我觉得,中国的公益目前最大的问题还在监管上,还有就是政府行为与公益行为的混淆。如何解决呢?借用一句西方谚语,上帝的归上帝,凯撒的归凯撒。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,这是最重要的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生活中是一个经常做公益的人吗?什么样的公益项目可以吸引你参与?如果选择公益机构捐赠或支持,你会选择哪一类型的公益机构,有官办背景的公益组织,已经很知名的公益组织,还是默默无闻的草根机构? 汪剑钊:我没有有意识地做公益,但有些公益活动如果需要我,我肯定会积极参加。另外,我觉得,我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,也是一个很好的公益行为。后一个问题,我的回答是,如果我参与的话,并不会管它的背景,而是只考虑它能否赢得我的信任,这项活动是否真有价值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生活中是否也接受过公益服务?你接触和关注过很多公益项目,总体感受如何?你认为这些项目的质量如何?透明度和可信度呢? 汪剑钊:我可能接受过吧。为此,我应该心存一份感激,就像一个受光体,有机会的话,我会把这份光反射出去,让更多的人获益。后面的问题,我了解的不多,无法回答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乐于进入公益行业?你怎么看待公益人的生存现状? 汪剑钊:一个内心向善、乐于奉献的人更可能进入公益行业吧。对他们的生存状态,我了解得还是不够。我觉得,他们应该有生活的保障,奉献不能是无底线的,一个自己挨饿的人如何去解决另一个人的温饱呢? 《社会创新家》:你是大学教授,对大学生做公益的方式和效果,你有过观察吗?你怎么看待一些学生为了学分或者保研去做公益的行为? 汪剑钊:大学阶段应该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形成的关键阶段,在此期间,如果能培养起一颗向善的种子是一件大好的事情。做公益可以得到一定的学分或有助于保研,这是一种倡导,本身无可厚非,但如果目的仅仅在此,那是很糟糕的。它培养的很可能不是良知和善心,而是投机性,这是需要警惕的。 《社会创新家》:最近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事件是什么,你怎样看待这件事? 汪剑钊:最近,贵州有一个叫吴花燕的女大学生去世了。这中间涉及到了一个9958的慈善机构(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)。据说,他们募捐到了上百万的善款,但并没有真正落实到被救助者那里。这是令人叹息的事情,虽然该机构后来作出了一些解释,但操作中的不规范、非透明性极大地挫伤了民众的慈善心。因此,我觉得公益组织在活动中的监管一定要落实,而且应该强调整个活动的透明性。对于那些以善的名义进行欺诈的行为,一定要严惩,以培养一个良好的公益环境。